在民族存亡的时刻，1939年2月，于浙江金华，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发出“要救台湾，就要先救祖国”的呐喊，创立了特殊的抗战力量——台湾义勇队。这支队伍并非传统的作战部队，他们深入前线、后方乃至沦陷区，在政治斗争、宣传慰劳、生产建设尤其是医疗救护领域，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和台湾的光复，默默贡献着不可或缺的独特力量。来自台湾台南的医者刘道荣，正是义勇队首批23名队员中的一员。

1907年出生于台南的刘道荣，早年为求学于1922年移居福建厦门。抗日战争烽火燃起后，他因组织带领台籍学生参加抗日游行而遭日本领事馆通缉。李友邦将军的号召为他指引了方向，1939年他辗转抵达浙江，投身台湾义勇队。凭借精湛的医术，他历任前线军医、外科医师，在浙东一九〇师野战医院里，从死神手中挽救了大量官兵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刘道荣年幼的女儿刘惠敏，当时年仅7岁，也毅然加入“台湾少年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成员，用稚嫩的歌声、舞蹈和街头剧表演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力量。

为了更直接服务抗战军民，台湾义勇队先后在浙江金华、衢州、兰溪及福建，附设了四所“台湾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其中，设于浙江衢州的那一所被命名为“第二台湾医院”，成为刘道荣医生战斗的又一个重要“战场”。这座后来见证了台湾同胞抗战历史的建筑，其前身旧址即是今天衢州古城的衢州书院所在地。

1940年夏天，日军在浙赣铁路沿线及衢州机场周边投掷鼠疫杆菌，悍然实施细菌战，导致衢州城西成为恐怖的“死亡区”。面对这惨无人道的疫情，当地医生对防治手段认知有限。此时，“台湾医院”的医生们挺身而出。刘道荣与队友们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最前线。凭借他们掌握的西医专长和对特效药的运用，迅速投入到防控和治疗工作中。“有的医生怕瘟疫，台湾医生不怕”成为当时百姓的口碑。他们隔离消杀、发放防疫手册、指导百姓用石灰消毒、焚烧污染物，并将珍贵的特效药分装成小瓶，贴上“台湾医院赠”标签，紧急送往疫区。他们建立的这条“生命防线”，有效地阻止了疫情蔓延，挽救了许多生命，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赢得了当地军民由衷的赞誉。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尤其是在浙赣战役期间，日军的频繁轰炸让位于城内的“第二台湾医院”多次损毁，不得不一度将内科迁移至乡下，而外科则顽强坚守在衢州小周王巷旧址。在炮火轰鸣中，刘道荣与他的同事们始终守护着衢州军民的伤痛病体。直到1942年6月，衢州最终不幸沦陷，他们才奉命撤退转移至福建后方医院继续工作。撤退后，刘道荣受李友邦将军委派，还加入了第三战区的对敌日语宣传播音队，利用精通日语的优势，在战地广播中进行瓦解日军士气的宣传策反工作。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1946年，国民政府要求台湾义勇队队员返台。然而，迁返费微薄，无法支撑刘道荣一家七口人的归途。况且，他已在衢州安家，妻子是当地人，这里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衢州人民急需医疗力量，离不开他们熟悉的“台湾医院”。正如地方《大明报》所载启事所说：“善承各界友好，纷纷挽留，隆情高谊，至深感慰。”响应民间的强烈挽留，1946年3月，刘道荣毅然集合尚未返台的医师，在小西门街二十号重新树起“衢州台湾医院”的招牌，继续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刘道荣积极拥抱新社会。1952年，他带头响应号召，捐献出价值3000余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亲手将“衢州台湾医院”并入新成立的衢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完成了由战地医院到公立医院的转变。这份奉献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1959年抗击温州霍乱，他在火车站为旅客体检把守关口；1960年代奔赴乡村，为治疗农民浮肿病而翻山越岭；1966年更是主动承担起筹建并独自看护麻风村数十名患者的重任，坚守长达十年……

2025年6月，记录台湾同胞在浙江、福建前线英勇参与抗战史实的《台湾义勇队档案》，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珍贵的文献，是两岸同胞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历史铁证。诚如刘道荣后人所言，那一代的台胞义士们，怀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坚定信念，在纷飞战火中守护同胞。这份跨越海峡的炽热家国情怀，是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最深刻见证。矗立在衢州古城中的书院旧址，无声地承载着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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