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乡村并不常见的事，正在多地发生——聘请职业经理人。

  这群被称作“乡村CEO”的年轻人，带着市场经验、项目方法和一套不同于传统村庄运转逻辑的经营思维，走进田间地头、百姓人家，被寄望于推动乡村运营的基层实践：通过整合乡村资源要素，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促进产业体系迭代升级，探索一条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径。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并非没有落差：薪酬能否持续、权责是否清晰、信任如何建立、机制是否匹配——一连串交织着发展与治理的现实命题，考验着每一位乡村CEO的破题与解题能力。他们当中，有人扎根下来，与乡村发展共同成长；也有人短暂停留，最终悄然离场。

  当“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被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作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一个更具现实意味的问题亟待乡村与个人共同回答：乡村CEO如何从“请进来”走向“能干事”，从“待得住”走向“留得久”？

  请进来：乡村运营有刚需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收割后的稻田闲了下来，而村里的“禹上稻乡”综合体仍是一派忙碌：一个小团队讨论着米酒的线上直播，另一拨人正接待来访考察团，乡村CEO刘松带着拍摄团队踩点，还要不时在各个项目中穿插，楼里满是他行色匆匆的身影……

  大楼外，老书记张水宝望着村里蒸蒸日上的新业态，心里感慨万千。“那时，村民们虽然日子过得不错，但村集体经济不太能转得动。”回忆起2017年永安村的发展样态，张水宝语气平静，却直指要害，“村里的许多资产都闲置多年了，看着实在心疼”。

  更现实的约束来自土地。永安村的5000多亩土地中，97%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不能种果树，不能搭设施，更不可能搞建设。”张水宝说。

  “靠我们村干部自己想办法，很难。”张水宝毫不讳言。在他看来，在传统的村庄治理体系中，村干部更擅长行政和协调群众工作，但乡村运营、闲置资产盘活“需要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基于此，2019年余杭区启动了“乡村职业经理人”外聘项目，以年薪18万元作为基本薪酬，面向社会招募专业人士进行乡村集体经济运营，永安村隔年作为第二批试点，正式聘请来自安徽的刘松作为乡村CEO。

  18万元的保底薪酬是刘松敢于跳槽的“杠杆”，“毕竟我还要考虑养家糊口，追求乡村情怀也得有基本的收入作为保底”，刘松坦言。

  受聘之初，刘松几乎是孤身一人扎根永安村。村里随后从强村公司中选派了三名工作人员，与他一起搭建起最初的运营团队，办公地点最早也只是租用的一处村民民房。条件虽比较简陋，却成为乡村运营在永安村落地生根的起点。

  随着业务逐步铺开，项目体量不断增大，团队规模也随之扩展。从最初的“几个人、一间房”，到如今涵盖品牌运营、产品开发、直播电商、接待培训等多个岗位的专业化团队。短短5年时间，在刘松及其团队的运营下，永安村的变化清晰可见：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7年的28.5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609万元。

  将目光移向珠三角，乡村运营的刚需同样存在。珠三角民营经济发达、个体经营活跃，不少村庄出现了“强个体、弱集体”样态：村民依靠外出务工、家庭作坊、房屋出租等方式获得收入，但村集体账面收入有限，公共空间、公共资产缺乏持续运营主体。

  “广东很多村不是缺钱，而是‘散’。”柯世明是广州市增城区蒙花布村的乡村CEO。在珠三角多地工作后，他发现，广东不少村庄资源高度碎片化，“资金在民间，资产在集体，却少一个能将两者拧成合力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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