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悉达多在他生命最后的45年里，游历了几乎整个恒河平原，并且用他的智慧与慈悲感化了众生：从贵族到奴仆，从乞丐到居士，从苦行僧到流浪汉……

    在某天旅行途中，悉达多和他的弟子们来到了一个铁匠铺，他在进行开示后，接受了主人的邀请，与铁匠纯陀共进了晚餐，食物可能是一些野猪肉或是某种松露与蘑菇。吃完饭后，悉达多和他的弟子们继续赶路，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悉达多感到腹部异常疼痛，并虚弱得无法继续前行，便叫来堂兄阿难达，对他说：“刚才的晚餐，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顿饭，但请不要责怪纯陀，因为这顿饭与我出生时吸吮的第一口奶水一样意义重大！”之后，悉达多在亲自为一位名叫须跋陀罗的追随者授戒后，说道：“万物皆会寂灭，只有正念永存！”说完，他便去世了。

    这位悉达多，就是被后世尊称为释迦牟尼的佛陀。据后来的学者推论，佛陀死于肠系膜血管栓塞，而不是食物中毒。

    佛陀涅槃后，逐步产生了原始佛教，最初的佛教艺术不允许表现凡人形象的佛陀，只采用象征、隐喻和暗示的手法，例如法轮、菩提树、金刚座、佛足印、莲花以及供奉佛舍利的窣堵坡（佛塔）等。

    公元前3世纪，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从爱琴海一直征服到了印度河，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除了残酷嗜血的杀戮、白肤碧眼的人种外，他还为印度次大陆带来了理性发达的雅典文明与高度写实的希腊艺术。希腊写实艺术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佛教艺术的发展路径，公元1世纪，人神合一的佛陀雕像最早出现在了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和马图拉一带，结束了佛教有形无像的时代。

    自此，佛教开始从南亚印度次大陆向亚洲其他地区传播。上千年来，佛教传播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印度南部以海洋为路径，终点是东南亚地区，发展为南传小乘佛教；一条是从东印度陆路，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地区，成为藏传密宗佛教；另一条是从印度北部开始，以丝绸之路为通道，经过中亚，进入华夏腹地，成为汉传大乘佛教，并最终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在每个新东道国传播和发展，佛教艺术也紧随其后，而北部的这条线路，正是佛教艺术进入华夏后，逐步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演变脉络与传播过程。

    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以南10公里的哈达，曾经发掘了一处公元2世纪的绍托尔佛寺，在佛寺遗址出土了一组极其精美的泥塑佛造像，正中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佛陀坐像，按现在的习惯，守护在佛陀两侧的应该是二位胁侍菩萨，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尊佛陀的右侧是赤身裸体的古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左侧是裸露上身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宙斯的女儿堤喀——两个几乎完美的古希腊雕塑——当我看到这组奇怪的神仙组合后，简直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但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看，它也确凿地证实了这个时期是东西方文明杂糅交融的特殊艺术阶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有着极其重要历史意义、文化艺术价值的犍陀罗雕塑，在1992年，被炸毁殆尽，现在只留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纵贯人类历史的发展，各个文明从不是完全自无到有、独立存在的，几千年来，随着战争、商贸、宗教、旅行、探险以及国界的变化，它们或深或浅，不断地彼此交融与相互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文明体系。初期的佛教艺术，在古代印度文明的基础上有了雏形，之后的犍陀罗艺术接连受到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影响，在传入我国后，又逐步接受了华夏文明的改造、同化与世俗化，并最终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柯翰兄是一个造像迷，买了很多相关书籍，看过很多造像展览，学习与研究古代佛造像艺术。中国佛造像有两个艺术高峰——南北朝与隋唐，而南北朝又以北魏与北齐为盛，这时期的造像，文化性与艺术性极强，是中国佛教雕刻艺术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但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它们却较少受到关注。于是，7年前我们有了出版一本介绍中国古代隋朝以前佛教雕塑艺术的书籍的想法。就这样，从选题策划、资料梳理，到约稿拍摄、排版设计，做做停停、修修补补，一直到了现在。就在我们这本《造像之美》即将付梓之际，故宫博物院也举办了至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犍陀罗艺术展——“譬若香山”，可能，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点儿缘分吧。

    《造像之美》梳理了从佛教初始的第一尊佛造像，沿丝绸之路东传，到中国北朝晚期，逐步民族化的艺术演变过程：从犍陀罗到巴米扬，从斯瓦特到克孜尔，从莫高窟到麦积山，从云冈堡到龙门镇，从响堂山到龙兴寺。本书以500余年为时间限，并特邀国内外佛造像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撰稿，以时间和地理两条线索，从历史、艺术、文化、哲学、鉴赏等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佛教雕塑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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